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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种缓释性的应对思路 通过战时话语展开的应急动员帮助国家获得了法律之外的能力拓展空间，推动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实现。

譬如，在古巴比伦和古希伯来社会就存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正义观。同时，在现代法律秩序的实践中，人们还曾提出理论形态各异的法治观，如形式法治、实质法治、程序主义法治、共同体法治等。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系统在社会维度上的分出是以法律制度的反身性为前提，同时，这也是法的自主性之前提。二、法的自主性之中国语境：法治谜面及其争论 在中国法学语境里，法的自主性犹如一项斯芬克司之谜。无论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抑或是新中国的法律制度，都是法律移植的产物。因为规范是一种反事实的行为预期，所以，面对预期落空即失望，规范能够维持预期的连续性。所谓法律统治，对内就是法律的自我统治，对外就是法律的异己统治，而异己统治是建立在自我统治的基础上。

这两种视角的冲突不仅使法理论遭遇困境，而且使法的自主性变成了一个悖论问题。法的自主性要求法律系统的论证一方面具有冗余性，如通过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等进行推理，使法律系统运作可以漠视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则要求法律论证具有变异性，如通过类比推理、利益衡量、比例原则等论证方法，使法律系统运作能够回应社会环境的挑战。[46]我们面临的挑战势必会是：在各领域相关法律制定和修改时，基于以往经验判断而形成的规范，因为又一个新的紧急状态发生时出现大面积的适用困境。

所谓单独，就是在当时情况下对官员的责任认定只和其应急绩效挂钩，而不将其他方面的履职表现纳入考虑，也就是一票否决。因为，运用战时话语意味着应急目标已经被党和国家上升到政治议程中的极高位置，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死命令。[48]龙太江：《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2期，第22页。[16]但是，通过战时话语将治理目标转化为政治目标，并向体制内外释放政治信号，从而完成政治系统向常规治理系统的嵌入，也是其重要的成功密码之一。

21世纪以来几次大规模的国家动员，主要出现在超常规突发事件的应对当中。[22]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

[53]参见高小平、刘一弘、高可清：《负激励：对社会风险评估制度的反思》，载《治理研究》2021年第6期，第80页。[12]参见宋素红、陈艳明：《疾控国家化的媒介呈现：疫情报道中战争隐喻的文本分析》，载《当代传播》2022年第2期，第36页。所谓刚性，就是不存在任何替代性或者变通性的缓和余地，也就是严惩不贷。这种制度设计的优势首先在于具有强制性，因为政府不可能不向本级人大报告年度工作，而《突发事件应对法》目前规定的人大常委会专项工作报告则是选择性的。

在其动员话语中，国家、人民克服巨大困难达成这些重要目标的过程，也常常被形容为战争。[16]参见廖胜华：《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的当代形态与逻辑——中国共产党塑造的独特国家能力探究》，载《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70-71页。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大量资源向特定领域集中必然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应急措施的运用涉及个体权利的克减，征用、征购和募捐更是对社会资源的直接汲取。因此，在判断是否运用弹性化问责机制的时候，应当着重考虑这样几个因素：（1）官员的履历，通常来说，如果官员在所发生突发事件相关领域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意味着他有能力迅速把握局势和调整策略。

[54]参见崔卓兰、段振东：《维护政府的合法性——官员问责制的政治意义》，载《兰州学刊》2013年第10期，第150页。媒体对战时话语的运用更加广泛，研究表明，《人民日报》《财新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使用战争隐喻性词汇的频率都高达80%左右，其中又以代表官方媒体的《人民日报》为最高（84.31%）。

[46]See Richard A. Posner, 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05. [47]沈岿：《紧急法治的细节与整体》，载沈岿主编：《行政法论丛》（第27卷），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7-8页。此后，地方层面大量使用战时状态战时机制等说法来描述疫情防控中的紧急态势。

[42]参见杜仪方：《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中的预见可能性——日本国家责任的视角》，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第108页。四、突发事件应对问责制的变革 在应急动员中，战时话语所隐含的压力机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官员应对突发事件的绩效将会被变现。[34]参见王佃利、王玉龙：《战时话语如何提效政策行动？——基于城市发展攻势的个案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4期，第12页。[27]参见张金荣、彭萧：《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可能：一个组织社会学的解释框架》，载《学术研究》2020年第12期，第5页。[51]（2）在应急动员中运用战时话语符合中国的传统，并对动员目标的实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公共应急体系的制度优势所在。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集中力量战胜重大突发事件的制度优势及其法治化研究（20ZDA008）的阶段性成果。

这些政治信号、政治表征一旦出现，就会迅速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诱发或催化其政策变现过程，对逆势而行者起阻遏作用，对顺势而行者起推动作用，贺东航和孔繁斌将其称为政治势能。但是，这些话语要真正影响官员们的行为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其背后必须包含或者绑定某种压力机制。

但是，应急动员战时话语中隐含的压力机制也潜藏法治风险，并可能对应急目标本身的实现形成反噬，不利于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在中国，政治意识往往是通过高层释放出某些具有特殊内涵的政治信号、政治表征来触发的，比如成立党领导小组、召开高规格的会议、将有关表述写入重要政治文件等。

[47]当非常规的突发事件发生，那些已经法律化的应急机制无法提供足够的应急能力时，额外的能力扩展只能诉诸法律之外的特别机制。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发动举国救灾和灾后一省帮一县的全面对口支援。

如果这些制度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得到了良好遵循，人们自然会认为应急法治得到了实现。[27]公众情感和道德资源是动员式治理的强大精神动力，国家通过调动民众的共同情感，能够加强对社会群体的吸纳、团结和领导作用。如果目标未能达成，将受到迅速而严厉的惩罚。如果不能战胜这样的敌人，法律所保护的各种价值都将无从谈起。

在2020年初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先后动员全国医疗资源支援武汉、上海等地，在全国范围内动员数以千万计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志愿者参与抗疫。这些特性虽然为应对突发事件的问责制历来所固有，并长期影响着官员们的行为，但在战时隐喻式的应急动员之下，专门针对这些问责方式进行延时化、弹性化、综合化的变革，对于改变官员们应对危机的行为模式，缓和体制内外的压力差，却有着更加直接的作用和急迫的需要。

[54]但是，这种即时性的评价至少存在如下风险：（1）事后的复盘有可能证明，被问责的官员所采取的危机应对策略已经是在当时的预见可能性和作为可能性条件下的最佳方案，其继任者和其他官员并没有找到更好的策略。实际上，法律规定的突发事件应对方案所体现的只是已经被常规化的，或者说已经形成了稳定社会预期的那一部分应急能力。

而动员中的战时话语以隐喻方式树立了一个必须战而胜之的敌人，又强化了应急目标的绝对性和稳定性。相反，如果这种紧张关系无法得到缓解，那些用于规范动员本身的法律制度也可能难以真正获得遵守。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进行动员。[52]这些机制被用于缓解即时、刚性、单独兑现某些权利义务时存在的种种困难，或者力图在既有权利义务设定的基础上加入新的激励以进一步校准人们的预期和行为。[23]应急动员中的战时话语，正是以隐喻的方式将应对突发事件的治理目标转换为战胜某个敌人的政治目标。或者迫使其隐瞒真相，欺上瞒下。

不难发现，这些词汇背后都包含着将国家动员所欲达成之目标的阻碍因素形容为敌人的话语逻辑。不同于上述观点，笔者提出一种缓释性的解决思路。

反之，对于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官员，给予试错容错空间往往于事无补，要慎用弹性机制。来源：《法学》2022年第9期 进入专题： 应急动员 战时隐喻 压力机制 问责制 。

[8]参见汪卫华：《群众动员与动员式治理——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风格的新视角》，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50页。在这种情况下，改变针对官员的问责机制，将火线问责严惩不贷一票否决的评价方式进行一定的延时化、弹性化、综合化处理，使官员可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选择应急策略，将有助于降低这种压力差，缓释其中的法治风险。